记湘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
谭汤池
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开创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湖南边界连绵几百里的罗霄山脉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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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秋，我在湘赣边区的茶陵县苏维埃政府担任政治保卫局长。一天，接到湘赣省委指示，令我和保卫局预审员肖振南同志到省政治保卫局报到。出发的第三天，我们到达江西永新的碧江洲，这是省委所在地。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党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任弼时同志，他非常关心和仔细地向我们询问了茶陵方面的情况。我们到省保卫局报了到后，省保卫局长吴德峰同志找我们谈话。这时我们才知道部队省军区要编为红六军团转入外线作战;省保卫局也要分出一部分干部随同吴德峰同志编为六军团保卫局;肖振南同志分配到六军团保卫局执行部工作，我分配到省政治保卫局任侦察部长。第二天，省保卫局召开全体干部会，吴德峰同志在会上讲了当前的形势与任务，要求走者愉快，留者安心。并指出，红六军团离开后，湘赣边区的斗争将会更加残酷，要求我们在省委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一致，坚持斗争，配合主力红军保卫根据地，争取最后的胜利。几天后，六军团在任弼时、王震、肖克等同志带领下，离开碧江洲，突出敌人重围，向湘南运动了。
我们也从碧江洲转移到牛田圩，销毁文件，清理在押犯人(这里面有在永新沙市战斗中活捉的敌旅长侯鹏飞和一些敌团级军官)，做好战略转移的准备。
不久，敌人围攻牛田场，省委率领红五团向武功山转移，经过几夜的行军，到达武功山的鼻上村，与该区的党组织和红三团会合。为了加强对武功山区斗争的领导，省委决定成立莲(花)安(福)萍(乡)地区特委，调省保卫局长刘发云任书记兼政委，我接任刘发云的职务，参加省委常委。后来从电台得知:六军团已经到达湘西，与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军团会合了，中央红军十月撤出了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至此，整个湘赣苏区已被敌人占领，我们转入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陈洪时的扳变
六军团离开边区时，除留下红五团这支主力部队外，各地区都有独立团或独立营，还有不少县、区的游击队。当时，边区的武装力量约有六千人，党政各级组织还比较健全;边区地处罗霄山脉中段，从九龙山到武功山，地形险要，深山密林，活动方便;更主要的是，这里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创建的全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群众觉悟高，工作基础好。这些条件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开展游击战争的。可是担任省委书记、军区政委的陈洪时，在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紧要关头，却思想动摇，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当时根据地有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为了要跟我们一起闹革命，千方百计从敌人的重重包围下逃走出来，夜过敌人封锁线时，有的因怕惊动敌人，宁愿忍受极大的痛苦，把自己爱哭的小孩活活闷死。陈洪时非但不去保护和组织这些干部、群众同敌人斗争，反而把他们当做“包袱”;在转移时，不准通知他们，致使这些同志中的不少人惨遭敌人杀害，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转移到武功山后，他在工作上，没有根据变化了的斗争形势进行新的布置，甚至中断了同各地党组织和部队的联系;在军事上，采取冒险行动和敌人硬拚，使敌人很快发现我们的主力部队，一方面派出大批部队去尾追堵截长征的红军，另一方面又集中李云杰、李抱冰、罗霖等三个师和大批保安团以及反动地主武装等，向我军驻地扑来，由北向东，反复进行“扫荡”。
这样，我红五团、红三团不得不与敌军展开浴血奋战，虽然消灭和杀伤了大量敌人，但因敌众我寡，自己损失也不小，特别是虎头岭一战，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同志不幸负重伤，送至后方医院抢救无效，光荣牺牲。同力量占优势的敌人进行硬拚的结果，我们人员弹药消耗很大，部队也得不到补充休整，战斗力大大减弱。一九三五年三月，陈洪时又匆匆忙忙带领红五团、红三团和莲、安、萍特委、军分区盲目地离开武功山，向茶陵、枚县、莲花地区的棋盘山转移。时遇大雨，道路泥泞，白天要同敌人战斗，晚上还要行军，部队十分疲劳。到棋盘山后，省委又遭敌人突然袭击，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发报机被敌缴去，只剩下能收不能发的收报机，因而与中央和六军团失去了联系。这时，省委在棋盘山召开了常委会。会议根据当时情况，决定缩小目标，分散活动，红五团向茶陵方向行动，红三团回武功山，我和省妇运书记旷金媛去枚县指导和帮助工作;省委和莲、安、萍特委、军分区向大平山转移。接着，在湘南坚持斗争的蔡会文、方维夏同志派来一支小部队与我们联系，于是省委又命令已到达茶陵的红五团向湘南运动。
次日下午，我和旷金媛以及团省委书记王用济同志的爱人初英、省委干部谭恭喜、警卫员彭加珠，同放县县委书记等一起，前往故县润好地区。我们在润坪地区活动了二十余天后，挺进大队政委刘培善和刘别生同志率领部队前来接我们回省委。在回省委的途中，遇见省工会主任和傅茨喜(即傅云飞)等同志率领特务队(即警卫队)的一部分，前往棋盘山去取隐藏在那里的无线电收报机。相互叙说了几句后，我们便继续向省委驻地大平山行进。到达省委后，我们即向常委汇报了仪县的工作情况。这时，我被任命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兼管保卫工作。
本来省委到大平山后，陈洪时的叛徒面目就已开始暴露。他的老家在萍乡，离大平山不远，家里是大地主，原配的妻子尚在。有一天，他利用党的地下组织关系，把他家里的人叫到大平山，避开省委其他负责同志，单独进行谈话。后来，他自己又单独下山，与家里的人接头。不久，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他又借口目标大，不利于隐蔽，提出要带领省委机关到萍乡安源一带开展城市工作。但他这个右倾逃跑的错误主张，当即遭到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等大多数到会同志的反对，因而暂时未能得逞。
由于陈洪时机会主义的领导，整个工作陷于被动，党内思想一时相当混乱，红五团去湘南后也一直没有消息。在一次常委会上，陈洪时别有用心地提出派谭余保同志与刘发云前往湘南找蔡会文、方维夏同志。当时大家因为迫切希望从蔡、方二同志那里与中央取得联系，又考虑到谭余保同志与蔡、方二同志较为熟悉(蔡、方二同志曾在湘赣省委任过职，蔡会文此时任赣南军区司令员)，也就同意了这个意见。会议还决定由我和王用济同志带领莲、安、萍特委、军分区机关与挺进队去饮县排山一带开展工作。
谁知我们一走，陈洪时又把白区工作部长刘炳高、妇运书记旷金媛等人，派往萍乡一带搞群众工作。这时留在省委的仅有省委秘书长龙承绪和警卫队。陈洪时趁此机会，便与敌人勾结，借口省委已被敌人发现，带领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队约三十余人，进行所谓“转移”，可耻地公开投降了敌人。
陈洪时叛变后，从敌人那里捞到一个“招募专员”的职务，带领敌兵到大平山地区疯狂搜山，破坏党的组织，捕杀革命同志;并大量散发他亲自写的反动传单，企图以此来动摇我们的军心民心。整个湘赣边区乌云密布，一时处于危急的严重关头。
风雨中的雄鹰
正当陈洪时叛变投敌、边区斗争陷入困境的关键时刻，幸好谭余保同志从往湘南的途中回来了!原来他走到茶陵严塘、尧水所属的花棚村时派刘发云进村了解情况，但刘一去不返，因而考虑南去的行动已暴露，便又转回到棋盘山。他从当地县委得知陈洪时叛变后，毅然挺身而出，力挽残局，立即通知地方党组织迅速与各方联络，决定从枚县排山地区调回莲、安、萍特委、军分区机关和挺进队，并派易湘苏同志到攸县来找我们。
攸县排山过去是我们的游击区。这里的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和红军是拥护的。我和王用济同志带着莲、安、萍特委、军分区机关、挺进队等来到这里后，在群众的帮助下，同敌人展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形势发展得不错。军分区直属的挺进队，还经常挺进到敌中心区，捉土豪筹款，深得群众赞许。为了与省委取得联系，我们曾几次派军分区的侦察员刘贵生去大平山，可是他回来说，不知省委哪里去了，找不到。后来，军分区司令员周杰提出，由他带着部队去找陈洪时，要我和王用济带少数人做秘密工作。我和王用济同志没有同意，他便大吵了一顿。正在这时，易湘苏同志带来了陈洪时叛变的消息和谭余保同志的指示。我们一时心情十分沉痛，对叛徒的可耻行径无比愤恨，对周杰也有些怀疑(后来他与刘贵生都逃跑了)。我们当即整队出发，跟着易湘苏同志，连夜奔向棋盘山。
我们来到棋盘山，在一个柴棚子前面见到了谭余保同志，他激动地握着我们的手，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过了好一阵他才说:“省委已被陈洪时破坏了，省委其他同志下落不明，现在常委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但我们还要继续战斗下去，那怕只剩下一个人，红旗也决不能倒下!”我们的心情也很激动。这时，红五团团长曾开福和参谋长段焕竞等同志也来到了。大家都带着沉痛的心情互相握手问好。在这斗争最困难的时刻，同志们之间的心贴得更紧了。
据段焕竞同志说，红五团开到茶陵，与超过他们十余倍的敌人展开了激烈而频繁的战斗，往往从这个山头打到那个山头，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棍棒拚，部队伤亡很大。接到省委要他们向湘南运动的命令后，他们因为没有地图，也没有向导，只凭着记忆和星斗辨别方向前进，以致突然和一股敌人遭遇，短兵相接，子弹失去了作用，就用刺刀、枪托展开肉搏。经过一场血战，才冲开一条路到达湘南，却又没有立刻找到方维夏、蔡会文同志。由于目标大，他们很快又被敌人发现，不得不撤进深山，远离根据地，远离人民群众，吃饭成了大问题，几乎个个饿得眼窝深陷，脸色苍白。许多同志一坐下就停止了呼吸。最后从湘南突围时，全团由一千多人减成一百多人，回到棋盘山仅剩下几十人。听了他们叙说这段悲壮的历程，我们都感到十分悲痛。
在这期间，除武功山区的红三团外，附近的一些部队和党的工作人员都陆续回到了棋盘山，其中有傅茨喜同志率领的省委特务队一部，有吴金莲、胡金莲、冯北达等同志率领的莲花游击队。
一九三五年七月，我们在棋盘山召开了党员千部会议，愤怒声讨了陈洪时叛变革命的罪行，一致通过决议，开除了陈洪时的党籍。
为了继续领导湘赣边区的革命斗争，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成立新的省委和军政委员会(公开名义为游击司令部)。大家一致推选谭余保同志为省委书记和军政委员会主席。其他同志分工是谭汤池为省委组织部长兼管保卫工作，周杰为省委宣传部长(后来逃跑了)，陈永辉为省委秘书长，王用济为共青团省委书记，陈珍元为省委妇运书记，曾开福为军委会副主席，段焕竞为军委参谋长，徐德甫为供给部长(后叛变未遂，被处死)，刘培善、吴金莲、尹德光等同志为省委委员。
会议决定在边区全体党员、干部、战士中，开展反对陈洪时叛变革命的斗争，肃清其恶劣影响。省委指出:背叛革命是绝无出路的，是绝无好下场的;只有坚持斗争，争取胜利，才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同时发表了《告群众书》，告诉人民群众，党和红军永远不会离开他们，是任何敌人消灭不了的，革命一定要胜利。
棋盘山会议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在危急关头挽救了湘赣边区的革命，挽救了湘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结束了陈洪时机会主义叛徒路线所造成的棍乱局面，保存了经过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革命骨干力量，稳定了党心、军心和民心，重新达到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使整个边区革命斗争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
从此，在以谭余保同志为首的省委领导下，湘赣边区的党组织和队部武装，经过艰难险阻的斗争，逐步走向了稳定、巩固、发展和壮大的道路。
寻找红三团
棋盘山会议后，省委想通过方维夏、蔡会文同志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决定派王用济同志再去湘南找方维夏、蔡会文同志，并派我和段焕竞同志到武功山找红三团。
第二天，送走了王用济等同志之后，我和段焕竞带领彭加珠等几个同志便向武功山出发了。红三团自从去武功山后，与省委中断关系已有三个来月。我们想，在这三个月中，边区省委经历了多么艰险、复杂的斗争，他们的处境也许更为困难。但又想到这支部队有不少党的坚强骨干，相信他们不论在怎样的恶劣环境下一定能够坚持斗争。我们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了武功山，在密林深处转来转去，一连几天都没有见到红三团的踪影.这时，我们带的干粮已经吃完了，只好下山去想办法弄点吃的，顺便打听一下红三团的消息。一天深夜两点，我们叫开一家老表的门，家里只有一个老太太。当她知道我们是红军的时候，马上拿来一小簸箕蕨粉给我们。老太太还含着眼泪向我们诉说了反动派的罪恶，激起了大家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五个月前，我们曾在这里住过，今天的情况已跟那时大不相同，许多房屋被烧毁了，鸡、鸭、猪、狗也给白军抢走杀光，到处是一片凄凉景象。
为了找到红三团，我们又往山上走了一天一夜。天刚蒙蒙亮，正准备休息时，忽然发现沟旁路边的小草有被踏倒的迹象，好像有人从这里走过。于是，我们怀着一线希望，慢慢地攀着石头、树枝向下走去。走到半山腰，脚印更明显了;再走一会，脚印越来越多，路也越踩越宽。由此我们高兴地忘记了疲劳，继续一个劲地往前走，下到一条深沟，在一个石岩背后，出现一个大水坑;过去不远，又发现两个大石洞。恰在这时，洞里走出一群人，中间还有一些妇女。他们也许看到我们的打扮像是自己人，并不感到害怕，听我们说出是省委和军区派来的以后，都激动得哭了。原来他们是从敌人包围圈中冲出来的一些基层干部和基本群众。当我们问起县委和红三团时，他们说离这里不远。接着，便高兴地带着我们先找到了县委，县委又带着我们找到了红三团。
这时我们才知道，红三团到武功山后，被敌李抱冰的部队重重包围，由于敌强我弱，经过多次激战，部队伤亡很大，最后只剩下几十人，在深山里坚持与敌周旋。萍乡、安福县委机关的武装，在敌人残酷的“清剿”下，损失也很严重，许多同志不幸牺牲和被俘，剩下的同志，在萍乡保卫局长周道一和安福保卫局长郁金明等同志的领导下，重新组织了县委。后来，他们与红三团罗维道同志领导的剩余部队及武功山后方医院的同志取得联系，互相配合，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吃树皮、野菜，顽强地坚持斗争。他们在危急关头见到我们，那个热情激动的劲几，简直无法用文字形容得出。
我们在武功山待了半个多月，根据省委的指示，由周道一、郁金明等同志组成了莲(花)安(福)萍(乡)地区县委;部队也进行了整顿，由罗维道等同志负责。后方医院的同志则分别编到了县委和部队。此后，在游击战争中，武功山成了我们一个主要根据地。
最艰苦的斗争
一九三五年是三年游击战争中最困难的一年。那时，敌人李云杰、李抱冰、罗霖三个师分驻在湘赣边区的吉安、安福.遂川和泰和一线，莲花有敌保安十团，新喻、分宜有敌保安六团;萍乡有敌保安四团，茶陵、俊县、酸陵等地也有敌保安团和大批地主武装。他们勾结在一起，对边区实行重重包围，层层封锁，反复'清剿”，加之党内又出了叛徒。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受到的损失是很大的:永新县委机关和部队，几乎损失殆尽，遂（川）、万(安)、泰(和)工委也被敌人搞垮，杨梅山区的北路特委和下属组织全部遭到破坏，茶陵党政军机关和独立营，在茶陵所属的秩堂地区之东坑陇上遭到敌人伏击，全体同志壮烈牺牲。在棋盘山开会时，我们的部队已不足二百人，武功山的武装也不满百人，武器弹药奇缺而又无从补充。在这种情况下，敌人还不断利用叛变分子带路进山“清剿”。有时，我们一天要转移好几个地方，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遭到袭击。整个湘赣边区作为根据地来说，实际上已不存在，革命形势转入到了最低潮。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并没有气馁和动摇。根据省委关于加强党的各种组织建设和领导的决定，我们以棋盘山为中心，成立了茶(陵)枚(县)莲(花)中心县委，由吴金莲同志任书记，随后又以大平山为中心，成立了彼(县)酸(陵)萍(乡)县委，由尹德光同志负责;同时派出以傅茨喜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茶陵、永新，宁冈地区的九龙山一带开展恢复、整顿党的组织的工作。省委还抽出干部协助各县委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各项工作，秘密恢复和发展共青团、妇女协会、农民协会等组织，使革命之火在边区又燃烧了起来。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那时，每个同志身上就是一把伞、一条毯子、一个干粮袋和一个水壶，白天奔走于深山密林之中，来往于各村之间，夜晚则深入群众家中进行秘密活动。我们住的是用树枝搭起来的柴棚，晚上不分老幼官兵，都在一块睡觉，如遇敌人搜山，柴棚子被烧，那就在外露宿。特别是在冬天，敌人进山疯狂“清剿”的时候，大家就在雪山上互相抱着取暖，坐到天明。由于敌人封锁，群众不能进山，经常缺粮，只好夏吃杨梅冬剥笋，野菜山果充饥肠。有个同志俄得实在受不住了，跑进寺庙里，把鼓皮撕下来烧着吃。行军还要特别小心，凡是走过的地方，必须把踏倒的草一根根扶起来，防止敌人跟踪袭击。
不仅如此，还要警惕自己内部出叛徒。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可多了。记得有一次，我到莲花南郑区委检查工作，就在我到的当天晚上，我们有一支部队也来到了这里，驻在区委右边的山上，离我们约有三里路。因为天色已晚，没有取得联系，互相都不知道。区委书记胡金莲同志正在打摆子，但她还是坚持跟我谈了工作情况。不料离区委一里路的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叛徒，向敌人报告了我们的行踪。第二天天未亮，他带着敌人悄悄地摸来。这时，大家都还在甜睡，只有女炊事员苏娥同志到河边去洗米，听见对面的树林里有人踩倒树枝和小竹子的声音，就喊了一声。顿时，枪声大作，我们从梦中惊醒，知道来了敌人，立即从后门冲出，撤到山上后，却没有看到胡金莲同志，大家都很着急。忽然，驻在区委右边山上的那一支部队，立刻发出一阵喊杀声，冲下山来，敌人不知虚实，吓得赶快跑了。我们回到区委，才发现胡金莲同志倒在门口，手里握着枪，枪里子弹已经打光。原来她是为了掩护大家，在那里带病抗击敌人，最后由于子弹打完，撤退不及，不幸中弹牺牲。大家看到这个情景，都忍不住地哭了。胡金莲同志是江西人，她文化程度不高，但工作能力很强，斗争非常坚决，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曾经担任过县委书记;她带领区委机关转战于莲花地区，对恢复发展莲花的党组织做了很大的贡献，县委的同志没有一个不称赞她。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为胡金莲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村里的群众也都来了，哭得很伤心。同志们发誓一定要为胡金莲同志报仇。后来在群众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处决了那个叛徒。
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艰苦的斗争中，我们同边区的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血肉联系。那时，敌人对我们除了在军事上进行反复“清剿”外，还在经济上严密封锁，严格控制牙场上的买卖，规定每人只能买限定数量的东西，否则就以“通匪”论处。敌人企图用这些办法切断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困死饿死我们。但是，群众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将粮食和物品送给我们，把了解到的敌情及时告诉我们。有一次，枚县的敌人准备到棋盘山来搜山，强迫群众带路，群众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我们同群众商量后，叫带路的群众，按照我们安排的路线，带着敌人转了一个大圈，结果，敌人什么也没捞着，只好把我们住的几个草棚烧掉便回去了。
敌人当时还在边区实行保甲制度，推行连坐法，妄图切断我们与群众的联系。为了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我们依靠和发动群众，想办法搞了一些共产党员和拥护我党的进步分子去当保甲长，并通过群众争取利用一些国民党的保甲长为我们服务;给我们探听消息和购买一些必需品。
在群众的掩护下，我们还派出党员打入敌人的队部武装，到敌人的碉堡里开展兵运工作。一九三六年秋，莲花陇上村一个碉堡里的敌人，通过我们同志的工作，举行起义，烧毁碉堡，跟着当地一些群众，一起加入了红军游击队。这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茶陵八团地区的周纪勋，是个大土豪，曾担任过地主武装挨户团团长，这个家伙行动一向诡秘，不是住在城里，就是躲在碉堡里，我们多次想下他的手都未搞成。一九三六年春节，他偷偷地溜到沙元下他自己开办的炼铁厂过年，并准备向群众逼债。
当地群众马上把他的行动报告了我们，于是我们派一支小部队连夜出发，急行八十里，赶到炼铁厂，终于把他抓住了。大家还在那里饱餐了一顿周纪勋准备过年的酒席。这件事震动很大，附近其他的一些土豪，看到周纪勋那样有钱有势，也没逃脱红军的手掌，都害怕起来，他们为了保命，纷纷表示愿意出款，对群众的态度也好多了。
我们就是这样，始终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的联系，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坚持斗争，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转入主动出击
随着形势的逐步好转，我们由原来的尽量保存自己，避免与敌作战，转入了主动出击。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省委把所有部队编为六个大队;在战略战术上也改变了原来的作法，即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配合下，利用边区的有利地势与敌人展开小规模的、隐藏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我们的原则是分散活动、隐藏目标、声东击西、夜晚出击、争取主动、灵活机动，找敌人的薄弱点进行攻击，避免与集中较大之敌正面作战。战斗方式，通常是相机伏击，或者诱敌出来，加以围歼;或者乘敌不备，远道快速突袭。敌人一般都是拂晓出来，黄昏返回;我们则针锋相对，黄昏出击，拂晓而归。由于采用这些战略战术，取得了很大胜利。
一九三六年秋，湖南彼县的敌人派出一个班到皮家村地区催收杂税捐款，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派了一支两倍于敌的精干部队连夜出发，拂晓前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的森林中等着。
第二天上午，敌人果真来了，进入我们的伏击圈后，被打得措手不及，慌忙钻进路边的一座祠堂里企图进行抵抗。我们迅速包围了祠堂，采取火攻，并发动了政治攻势。结果，贪生怕死的敌人，只好把枪一支支从里面扔出来，全部投降。我们把俘虏教育了一番，每人发一块银元给予释放了。这些俘虏兵回去后，到处宣传我们的厉害和好处，扩大了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影响。这年冬天，江西莲花县敌人的一支短枪别动队(武装特务对经常骚扰我游击区，还冒充游击队敲诈勒索群众，同志们对这帮家伙痛恨到了极点。为了消灭这股敌人，我们通过打入韩山里区公所的同志，用假情报把敌人引诱出来，当敌人进入我们的伏击圈之后，我们来一个突然袭击，很快就解决了。
那时，敌人欺负我们没有炮，到处筑碉堡，白天出来“清剿”，晚上则缩进碉堡里，自以为万无一失，有时连一个哨兵也不银。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发动群众配合，开展烧“乌龟壳”的斗争，即以几个人为一小组，半夜摸到敌人碉堡跟前，把浇上了油的柴禾和稻草堆放在碉堡门前点燃，只见火势越烧越大，烧得碉堡里的匪兵们乱叫乱蹦。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志，在仪县北部的一个村庄，烧毁了敌人一个碉堡，可惜我们只能看住两面，敌人从另一面用绳子吊下来逃跑了。
这一系列的胜利，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奔赴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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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了团结抗日，已经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当时，我们由于同党中央的联系中断了两年多时间，对中央根据新形势所采取的新的方针政策精神了解甚少，虽然有时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也看到过“西安事变”、红军编成八路军、“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改为“特区政府”的消息，但由于现实的残酷斗争环境，不能不使我们对这些宣传抱以怀疑的态度，特别对从外地来到山区的人更是高度警惕。这年十月的一天，傅茨喜、李森启、黄炳光等同志，根据段焕竞、刘培善同志的嘱咐，把陈毅同志带来了省委。陈毅同志一到就对我们谈国共合作，我们不相信，并且认为陈毅同志只身进山，只带了一张署名项英的介绍信，很值得怀疑，于是把他作为叛徒抓了起来，准备杀掉。可是，陈毅同志并不害怕，仍然对我们耐心地开导，反复讲道理，整整说了一天一夜。我们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开始动摇了原来的看法，便马上派人下山，在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找到项英、袁国平、曾山等同志，证明陈毅同志讲的都是真的。这时，大家都禁不住地哭了，谭余保同志还声泪俱下地亲自给陈毅同志松了绑，向陈毅同志道歉。陈毅同志却反过来安慰大家，并承担由于自己手续不全而造成误会的责任。陈毅同志那种临危不惧、无限忠诚革命事业的伟大气魄和他那种爱护同志、谅解同志的宽广胸怀，使我们深受感动。陈毅同志在山上住了不少日子。后来我们通过接触交谈，知道陈毅同志也和我们一样，在赣南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使我们对陈毅同志更加敬佩1
我们终于等到了胜利的一天。不久，按照党中央指示，省委决定除留下部分同志跟随谭余保同志继续在边区坚持斗争外，其余队部武装改编成新四军第二团，由刘培善、段焕竞同志率领，跟随陈毅同志奔赴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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